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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回顾丨​去中心化的策展理论与实践(下)





讲座现场 尼古拉斯·伯瑞奥德演讲


昨天我们分享了 侯瀚如的部分演讲内容(点击回看) ,本次继续推出下半部分,带来尼古拉斯·伯瑞奥德的部分演讲,及之后的嘉宾对谈。



 以下是尼古拉斯·伯瑞奥德部分演讲内容



我经常把展览的准备和策划比喻成歌剧。导演一场歌剧要涉及很多内容,我要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我有什么理念,确定这些之后找相应的音乐家、歌唱家还有观众等等,所以我经常觉得策划一场展览和策划一个歌剧一样,牵扯到很多细节,是比较复杂的过程。

 

回到具体地如何策划明年的伊斯坦布尔双年展问题上,我想的是,我们既有的规则是什么,我们是否要服从这些规则?现在我们处在一个怎样的历史时刻,这个时代有什么样的特点,尤其和政治有关的问题,譬如今天土耳其的政治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但我想说的是狭义上的政治不是我现在想关注的,我想让大家从现有的事物和观点中脱离出来,去探究在日常生活模式和主流模式之外的地带。

 

所以我今天要讨论的话题是:分子人类学。

 

在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我有一段时间研究“关系美学”,当时提出一种观点说艺术是哲学,往这个方向去思考,后来慢慢我也关注到人类学和艺术的关系。对艺术和人类学的关联的研究和比较,上世纪70年代就有人提出“艺术家就是人类学家”。在我理解看来艺术也是一种形式的人类学研究,它表达的是彼此间非常不同的群体,人类学研究也是一样,研究特别不同的一群人和一些事物。

 

无论是哪个国家的艺术,由谁做出的艺术,艺术都是意识的表达,是一种信号。这种信号要持续地发出,需要很强的能量。传统文明用“美”来定义艺术,我觉得更应该用“能量“这个词来表述。我们为什么需要回望两千年前的艺术,要去看伦勃朗或是塞尚,是我们从这些艺术品中捕捉到了能量,然后用这些能量再去做其他的事情。

 

这种能量实际上来自一种复杂性。譬如说一个好的艺术家,他是要能够看向自己所在的时空,能找出的不仅仅是光明,也能找出光明背后的黑暗。是看见光还是看见黑暗,这是两种不同的角度。无论是人类学还是艺术,在一个去中心化的世界,从不同的角度去看事物,这就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譬如如何看待传统的关于“进步”的概念。

 

上世纪60年代,艺术家George Kubler说过一段话:“与其我们看所有的事情都认为它有无限的形式,艺术家更应该倾向于去认为我们所在的宇宙,它的可能性是有限的,但是这个宇宙的大部分地区,还未曾被人探索和发现。同样,与其认为未来是无限的,我们应该将未来的可能性视为有限的,并且从过去中寻找未来的意义。”以前认为未来是有无限可能的,艺术家在寻找新的形式,去定义艺术的未来是什么,今天有一些特别,跟以前不一样的是对已经发现事物的再次发现,以及去思考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星球上的问题。

 


Pierre Hughe作品


这张图片是艺术家Pierre Hughe的作品,是一段视频,这个视频特别不清楚,非常模糊,而且上面的图像一直不停在转动。这个视角不是人类的视角,可能是什么动物的,就好像苍蝇的眼睛能看到和人类完全不一样的世界。这里有一个概念叫“非世界(Unwelt)”,是19世纪德国作家Jacob Von Uexkull提出来的。这个理论是说在地球上生活的每一个物种,都代表一种现实,因此我们去观察的时候不能光从我们的视角去看,而是应该看世界上每一个物种他们的视角看到的是什么。


 

Mark Leckey作品


这个图片是艺术家Mark Leckey的作品。虽然作品中的物体来自不同的时空,没有人类的介入,这些物体之间也是可以相互交流的。今天哲学界有一个很主流的流派,就是说世间的万物是平等的,人类、动物、矿物、机器等等,从微观层面来看都是平等的,这是一个分子化的世界。这个理念有一个外延叫他者,每个人对另外一个人或事物来说都是他者,所以角度是可以转换的,通过他者的角度来看事物。

 

但是又不要把差异性或者他者性看成崇拜的对象,而是只是看成从这点到另外一点的过渡的工具,我们刚才说了很多差异性、去中心化等等,但是不要绝对化,更重要的是这种运动的过程。

 

我希望2019年的伊斯坦布尔双年展,每一位来参观的观众都能像人类学家一样,去思考去发现,用一种新的眼光和角度去看这个世界。过去的主导西方的理念中认为自然和文化/社会是分离的,这样一种理念现在越来越过时,而且越来越危险。因为正是分割和分离的理念,导致了我们上世纪看到的很多不幸,大隔离、殖民主义,包括性别歧视等等现象的出现。

 

所以我们想做的双年展是希望能给艺术重新下一个定义,看看今天联系着所有人类和非人类物种的全球生活。



嘉宾对谈

讲座现场嘉宾对谈

左起:现场翻译、国际策展人尼古拉斯·伯瑞奥德、国际策展人侯瀚如、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张子康、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学院院长邱志杰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张子康


 
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学院院长邱志杰


张子康:

今天我一直在仔细地听,在学习,很多内容对我启发是非常大的,Nicolas讲到艺术跟人类学的关系上,他对艺术的理解,给了我很多新的启示。我觉得很多中国当代艺术家由于自身的环境,可能更多建立在本土的文化视觉和思考上。侯老师的讲座我听了也是很受启发。但是我想问,这个双年展学术性很强的,为什么在中国没有那么高的知名度?


侯瀚如:

张馆长说为什么中国不太认识伊斯坦布尔双年展,其实中国很多人关注的事情,以及对世界的认识实际上是单一的,因为我们太希望把自己变成中心。实际整个中国当代艺术的演变过程,是怎么寻找一些办法,把自己跳出原来的中心帝国的自我定位。12年前,我做伊斯坦布尔双年展的时候,还是从一种物质的层面去探讨全球化的问题。现在Nicolas提出来的是很符合12年来关于全球化或者全球性讨论的一种新的进展,就是从物质的全球化转化到观念的世界图景上的全球化。我们现在把人和非人、动物到物质,这些结构重新进行新的想象,这个是极其重要的。所以我觉得这12年的过渡,两个双年展的构想,它有一种逻辑上的联系。


尼古拉斯·伯瑞奥德:

说到中心化和去中心化,我想起一个重要的年份:1991年,世界上第一次有20万台电脑通过互联网连接在一起。互联网是一个最好的证明,证明中心化是非常愚蠢的想法。为什么?因为最早的时候发明互联网是军队为了相互之间高效的沟通。如果司令部让人炸了,我们还可以在其他的非中心的地方进行交流,交流不会中断,但如果只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被炸掉以后,就全完蛋了。


邱志杰:

这个可以联系到现在最流行的比特币和区块链来取代央行的系数模型。我有一个问题给尼古拉斯,看起来都是伊斯坦布尔双年展,您的策展方法和侯瀚如是相当不一样的。侯瀚如是完全从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的研究里找到的方法,但是您的展览也可以发生在另外一座城市,北京或者巴黎。


第二个问题是侯老师在那个时候提出的全球战争年代的乐观主义,不仅可能,而且必须,过了12年,今天土耳其的局势比那个时候还要糟糕,世俗精神似乎在土耳其萎缩,策展真的能改变这个世界吗?您为什么还有这样的信念要进行策展。


尼古拉斯·伯瑞奥德:

首先在2007年发生的事情我可以不重复了,我想说在同一个地点,我们也可以用不同的形式来做策划和展览。伊斯坦布尔在过去十多年前和现在已经大不同了,局势已经发生了变化,情况也发生了变化,我们现在要从不同的层面去做策展。回答第二个问题,我们的展览能否改变世界这个问题,其实我想说是可以改变的,像蝴蝶效应一样,在一个地方的蝴蝶煽动翅膀,在另一个地方引起大的暴风雨,我也相信一场展览也能带来巨大的改变,可能一开始只能带来小的改变,但是小的改变慢慢会引导出大的改变。


邱志杰:

看起来这是真正的乐观主义。


侯瀚如:

我当初用乐观主义这个词的时候,有某一种讽刺性,我所有的题目都是有讽刺性。伊斯坦布尔双年展讲了很多的故事,这里没有时间去详细讲,其实都不是发生在这个地方,但是有一种可比性,可比性不等于是等同性,而是透露出某一种可以比较的历史条件下,各种各样的不一样的反应。刚才尼古拉斯说的,一个展览是提出问题,一本书是试图回答一些问题,两种方式实际上都是重要的,所以为什么做策展,为什么要写文章,但是这个文章不是你策划这个展览的插图,或者展览反过来也不是你写这个文章的插图。乐观主义实际上是很不乐观的,必须要有一个距离,有一种幽默感,有一种甚至是自我解嘲的办法来做我们想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