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李军《可视的艺术史》）
与此同时，在相同的逻辑驱使下，我们还看到，另外一个更大的运动，正在巴黎展开。正如上述，早期卢浮宫的藏品与其前身乌菲奇画廊一样限于两大序列：一是希腊罗马的古代作品，二是文艺复兴以来迄今的现代作品。这种观念连同其空间建构(古物厅在下，大画廊在上)本身，反映的正好是文艺复兴的观念：在一个古代的高潮之后，又迎来了一个新的高潮，那就是文艺复兴和现代。因而，建立在上述收藏和展示之二元性基础上的卢浮宫藏品，在追求“普遍的艺术史”的过程中，很快就发现了其收藏中的不足与短板：首先，这个序列中存在一个中世纪的断层；其次，这个序列严重地偏向于西方文明，严重地以西方为中心，缺乏非西方文明的内容。换言之，这部“普遍的艺术史”仍然残缺不全，尤其是在断代史和国别史方面。因而，19世纪中叶之后，在卢浮宫不断地丰富藏品并增设藏品分部的同时，整个巴黎城却在不断地增设新的博物馆。这一运动的主体尽管并非卢浮宫的成员，其收藏的方向和定位，却是从卢浮宫的收藏结构和收藏逻辑中衍生而来。
从卢浮宫的现代鸟瞰图中，可以清楚地看见，一条与濒临塞纳河的大画廊相平行的中轴线，穿过卢浮宫的庭院、杜伊勒里公园、协和广场，一直通到凯旋门；再往上，经过香榭丽舍大道，延伸到拉德芳斯凯旋门。这条中轴线构成了巴黎城市最具魅力的风景线，其主体从19世纪即已存在，实际上是从卢浮宫博物馆的内部空间延展出去的。巴黎的博物馆体系也有一个类似的结构，它们围绕着卢浮宫，在塞纳河两岸逶迤展开。
也就是说，随着藏品的增多和藏品政策的确定，一个博物馆对其展陈空间的需求也必然增殖；然而，任何博物馆的内部空间毕竟有限，因此，一个更为大胆的设计呼之欲出：把博物馆内部的空间延伸到外在世界，落实于城市的空间中，变成城市的风景线 —— 通过这种方式，等于续写了那部“可视的艺术史”。我们马上可以证明，画廊内的空间与画廊外的城市空间存在着内在的关系：一旦确定了艺术史的线索，人们马上发现，卢浮宫存在着一个中世纪的断层，应该去建立一个中世纪博物馆。正好，一位名叫桑木拉尔(Alexandredu Sommerard，1779—1842)的收藏家在一个中世纪建筑中汇聚了很多中世纪艺术珍品，国家想方设法购置了这批藏品，随即建立了一个专门的中世纪艺术博物馆，叫克吕尼博物馆，于1843年对外开放。
此外，亚洲艺术也是空白之一。19世纪末，一位里昂工业家爱弥尔·吉美(1836—1919)非常热爱东方艺术，收藏了大量日本、中国、印度的艺术品，并于1889 年在巴黎成立了吉美博物馆，后来捐给了国家。卢浮宫和吉美相互之间在藏品方面做了一个切割和交换：卢浮宫把它的亚洲艺术品给了吉美，吉美则以其收藏的古埃及艺术品回报卢浮宫。从此，吉美便以纯粹的亚洲艺术博物馆而著称于世。
这个历史仍在延续。到了20 世纪，现代艺术兴起，巴黎作为现代主义艺术的主要发源地，却缺少一个专门的空间去展示现代艺术，于是，巴黎现代艺术博物馆应运而生。这个博物馆位于东京宫，正好在埃菲尔铁塔的对面；其建筑原先为1937年的国际艺术与技术博览会所建，于1961年正式开放。巴黎现代艺术博物馆附属于巴黎市政府，规模不大，收藏范围亦有限。1977年，随着蓬皮杜艺术中心的成立，一个全新的、以世界范围内的现当代艺术为鹄的的国家现代艺术博物馆亦宣告成立。这个奇怪的异形建筑物，今天成了世界上最重要的现代艺术重镇之一。之后，这条风景线上又有了奥赛博物馆。奥赛博物馆原先是一个火车站，后被废弃，于1986年改造成博物馆并对外开放。原先，19世纪的艺术作品存放在卢浮宫和蓬皮杜艺术中心，作为卢浮宫庞大收藏的收官之作和一部“可视的艺术史”的尾声，以及蓬皮杜艺术中心艺术史叙事的开端而展出。但到了20世纪下半叶，随着艺术史研究的进展，人们开始对19世纪的艺术产生了新的看法。原来所持的19世纪学院派艺术保守、反动，与现代主义艺术完全对立的传统看法，在被质疑之后放弃了。人们发现，其实印象派、后印象派等前卫艺术，与所谓传统保守的学院派，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仅如此，按现在的观点看，学院派画家甚至得风气之先，是与商业结合的大众和流行艺术的始作俑者，而前卫艺术在观念上，则更多地保留了精英艺术的故态，把生活和艺术对立起来，反而有落后和保守之嫌。总之，只有把19世纪的艺术当作一个时代的整体来看待，才能摆脱意识形态纷争，还艺术史以本来面目。把19世纪的艺术品作为一个专门的时代来展示陈列，这正是奥赛博物馆成立的原因，故奥赛博物馆也有“19世纪博物馆”的别称。
下面就到了这个故事最新最近的一章：2006年建成开放的凯布朗利艺术博物馆，是大洋洲、美洲、非洲、亚洲艺术博物馆，也是一个世界范围的原始艺术和民间艺术博物馆，以1937年成立的人类博物馆为基础。它恰好位于埃菲尔铁塔之下，与巴黎现代艺术博物馆隔着塞纳河遥遥相对。
可以认为，这些博物馆其实都是卢浮宫的一个个分部，是在卢浮宫确定了藏品政策之后，纷纷从卢浮宫中独立出来，从其空白和断层处发展出来的。所有这些博物馆都围绕着卢浮宫和塞纳河展开，使得塞纳河两岸的风景，变成了一个以西方为中心的、全人类文明的画卷。
我们现在作一个总结：博物馆是一部“可视的艺术史”，这部“可视的艺术史” 通过展览陈列加以续写、延伸、补充和完善。对于法国来说，她正是通过博物馆体系的完善，来书写一部以西方为中心的普遍的艺术史的；这部艺术史充分地体现了一个国家对于世界的看法。而巴黎博物馆群落的依次生成，则使这部艺术史充分地空间化；而其分化的藏品政策和各自准确的定位，则导致了巴黎这个城市风景线的扩展和延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