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25-27日，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主办了主题为“地域·流动·策展地理”的工作坊，此工作坊由于渺发起并担任策划。本次工作坊为期三天，邀请香港Para Site艺术空间的执行总监及策展人康喆明(Cosmin Costinas)，荷兰Jan Van Eyck艺术学院院长、沙迦双年展项目策展人希查·卡里迪(Hicham Khalidi)来到北京，与中国年轻策展人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交流。
两位国际策展人、参加工作坊的年轻策展人及基金会团队
策展人工作坊
10月27日，来自全国各地的八位年轻策展人在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的空间内，进行了一场关于“地域·流动·策展地理”为主题的工作坊活动。
于渺概括了工作坊的主旨，并以她的两个研究和创作项目“潘玉良：沉默的旅程”和“西行者：写生与腹地游牧之间的地理想象”出发勾画了跨国现代性、跨地域流动与当代艺术之间的纠缠。每位年轻策展人分别分享了自己曾经实施过的展览或正在进行的研究，并由两位国际策展人做出点评。
第一单元 – 港口、海洋、南方：地理作为观念视角
何伊宁
“港口与影像”计划从最初的一个想法，到先后两期的展览和出版，在过去4年的时间内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围绕中国港口地理和文化建构图像视觉档案的初步尝试，共委任了15名以摄影作为主要媒介的艺术家就中国和日本共13座港口城市（海港、内河港）的港区和城市腹地进行了创作、展览和出版的实践。在过去两届的项目的运行过程中，我在通过委任实践的方式来考察和定位不同港口（涉港）城市和空间在历史和当下的身份和特殊性的同时，不断思考如何在博物馆、策展人、艺术家和观众之间，有效地调用策展在生产新知识的中介作用。虽然面临着诸多与机制相关的现实问题，但“港口与影像”作为一个仍然在不断推进的项目，在与地域、流动的议题上有很大的发挥空间。
陆兴华在《艺术展示导论》提出，“并不只有“艺术作品”才值得被展出。那些“projects”（计划／项目），可能更该被展示。因为正在被展示的，应该说，都还是未完成的，也都是计划和项目，需要被接力和传递，而这也正是各种各样的艺术计划和构想作为未完成的乌托邦的存在理由。保存人类的各种乌托邦计划，本来就是做艺术的一个重要目标。这是美术馆的头等大事。”在为期两日工作坊中集中了解“临时集体”成员正在进行以及调研中的项目，对来自不同学术背景、工作经验的策展工作方法得到了一定的了解，让我思考作为85-95之间的策展人所关注的学术问题、研究方法和策展实践之间的联系与当代艺术机制的互动与博弈。或许相对于我自己的策展实践而言，使我受益更多的是将本次策展工作坊 （以及OCAT研究中心于8月24日举办的“研究型展览：策展方案工作坊”）作为一个契机，思考策展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有效性，并对此作出批判。
虽然前两届的港口与影像计划分别从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近代港口、重要内河港的角度切入，但作品并没有能够产生一种港口连接，交易之间的连接，未来这个项目会强调中国与泛东亚的海上、内河和大陆港在中国经济和社会迅速转型期间所扮演的角色，同时希望能够作品内部能够有所关联。
陈柏麒
跟在场的许多同仁不同，我的项目（们）处于确定将会被呈现的中间状态，所以项目的收获更多来自大家的艺术家推荐、展览形式的建议和研究方向的整理。实际上，大家给了我许多信心。我并不羞怯于向大家袒露这些粗浅的、碎片化的思考，但我总非常质疑这些工作在转化为展览时所能够呈现的趣味性和有效性。我的研究起点也并非来自学理性的追溯，而是来源于个人的情感召唤和诉求。所以我很欣慰看到大家对我的研究表现出了兴趣，也非常感激大家对展览的框架和潜在的呈现形式表示了理解。以及，正如Hicham所质问和鼓励的，如何在有限的资源下更轻盈地做更丰富的事，如何通过策略性的调整逐渐消解美术馆的既定规则和工作惯性，我需要在新近的工作中不断进行反思和平衡。
我会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继续验证我所谓的“心理地理”的存在和运转形式。具体而言，是通过一些艺术媒介（电影、戏剧、戏曲、漫画……）的跨国家文化研究去建构某种超越时间、个别地理环境和全球体系的“海洋想象体”(Maritime/Archipelago Imagination)。这些工作必然是破碎的：我将在今年十二月在深圳呈现“潮汕电影百年”展，尝试以潮汕电影这个甚至在概念上都存疑的东西去尝试串联起一些被割裂的时间、限隔的山海和延续的文化流徙、创造和反哺的线索。明年四月份的“海洋展”，我则意欲通过散碎的调查，在这个地理区域间寻找一个模糊的交覆点，一些若隐若现的“海洋观”和“文化史片段”。以此为起始，我想通过之后的工作进入各个“地方”，通过自己有限的调研和写作，再借由策展人身份的工作特性，尝试调动这诸多思考的生成和汇聚。我计划在这个意在“拟合”的海洋展之后以一些小型文献展进一步验证“文化离散”在该区域艺术生产中的巨大能量，以此重新对今天的艺术进行观照。这些美梦需要一场一场做。
吴建儒
“南方以南”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出版项目，它的缘起是广东时代美术馆“一路向南”的学术关注以及去年由蔡影茜发起的一场相关研讨会。借着美术馆网站改版之际，我们也决定成立一个在线的出版中心，让我们的内容生产处于可以持续讨论和流通的状态。在出版物中《南方以南》的中，我们从结构上分为三部分和作者们约稿和展开讨论：“南方以南作为方法”是以自反性的视角重访第三世界团结所带来的遗产，试图邀请作者讨论在今天“南方”如何从被捆绑在落后-发展、中心-他者的语境之中转变，从其殖民历史、密集型的劳动输出，到今天威权政治的崛起和技术转型，“南方”是否可以被重新激活，成为某种方法论？第二部分的“南方实践”是委任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艺术家带来一系列重访地方性知识和语言的创作，当地理修辞和后殖民主义的跨国议题以欧美为代表的北方艺术体制主流化之时，艺术家又如何超越展览和机构的既定框架，深入到地方性和全球流动之间的细微之处去探索？最后一部分“作为想象的南方”以更为开放的角度，用推演、科幻、性别、技术等维度以集体想象的方式探讨对现存的等级秩序和对帝国叙事的挑战。
工作坊收获很多有趣的视角和实用的建议，尤其是听到同行在分享他们的个案的时候，感觉到地理的策展概念不仅仅是一个现实条件和被文本化的历史叙事，还涉及到政治、生态和环境等议题，尤其是对近代社会主义国家所发展出来的美学经验的梳理，在同行的分享案例中都有涉及，意味着我们能做和需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
第二单元 – “别处”的想像
王子云
我的演讲的主题“月亮、撒马尔罕与摇曳的南方”，分享的是近期已经完成的展览项目。但也有很多问题和需要继续展开。地理这一概念在我的主题里边更多的是从个体和经验出发，去想象一个地域所涉及的文化、日常和情感体验。展示的结构和叙述更接近一种基于现实的感知与认同。结合两位老师的所分享的工作和案例，对比自身的实践，我所进行的策展相对缺乏更为深入的文本、现场与社会现状的探访，也缺乏一种更为鲜明的地理呈现。就未来的工作而言，我还会继续就“地域、流动和策展地理”范围内的问题展开更多的策展和写作尝试，策划展览或进行艺术家个案的写作。也许就此出发，可以一种更具有现实感和差异的视角，去探查中国当代艺术策展实践与研究中那些被遮蔽掉的区域和方位。
一直以来，我都将策展作为一种话语实践，并在展览与现场的互文关系中触发新的议题。近年来聚焦年青艺术家群体的创作和实验，替代空间的边缘与活力，以及艺术生产与社会现实交织的特殊时刻。就于渺老师所说的“地理规划”而言，我更关注20世纪以来中国特殊的“历史-地理”遗产，如果有一种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程，那么与此对应是否有一种社会主义的现代主义，他们与经典的现代主义有什么区别？有那些艺术家关注这个层面的实践。目前，正关注几位艺术家与此相关的实践，比如陆垒。其次，我和王欢，正在北京ocat研究中心展示的项目“寻异志—人迹、城际与世变”也与此有关，都市、郊区、县城，小镇，城乡结合部这样的区域，这些具有最大变数和不稳定因素的世俗流动空间，在加速主义的现实和超级都市的阴影中，显得非常固执、叛逆且迷人。另外、目前也在计划完成一篇关于广州三年展的研究和写作，特别是关于第二届：“别样”—一个特殊的现代化实验空间”，这一案例在“历史-地理”、现代主义和全球化之间试图建立何种叙述。
我的项目，回应“策展地理”的主题，以苏联的政治与文艺影响和遗产为视角，概览了外高加索三国（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现代艺术与当代艺术。这次简短的概述是对今年6月至8月为期两个月的外高加索的研究之旅的一次小小总结。在探访过程中，我意外地发现，由于在1922年至1991年三国同属苏联，因为苏联（或广义的社会主义）的影响，同样由于官方体制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政策要求，外高加索三国的现当代艺术中有了可供比较分析的相似性和差异性。而中国的艺术体制与政策曾经在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直接承继并继续发展了苏联的文艺政策，所以我感到视觉层面的亲切感，因而兴趣盎然地比较研究起来。在此过程中，我并未着眼于三国的艺术何以符合彼时的文艺政策，而恰恰相反，我留意于在不同阶段，艺术以何种不同的方式、援引何种资源越过或打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政策的桎梏，而进行各式各样的创作。在此过程中，我发现这些“叛逆”性创作的出现有不同的原因（如政策的宽松，即在一些艺术高校的自由教育）、有各种具体的表现方式（有的是戴着镣铐跳舞，有的是完全遁入地下）和不同的创作资源（有的仍然援引现实主义题材、有的则完全根植于当地的民间传统），这些都令我想到中国艺术史语境内的创作，因而略作梳理、各自配图，在工作坊中呈现。
通过呈现给不同背景的观众，或是专业的策展人，或是有兴趣的爱好者，我认识到我在这个阶段项目的不足之处。诚然，在有限的时间里，定然无法全面展开这个宏大的话题；艺术作品图片的纷繁也不利于叙述逻辑上的连贯。但是归根到底，还是因为我这个初步的概述题目过于广大，而未深入细节。尽管是“策展工作坊”，但我深知我的概述完全不能作为展览而成立——如此磅礴的话题，万不是两个月旅行、亦不是一个展览足以展开的。主持我这场策展论坛的Cosmin Costinas建议不一定以展览为形式，而是可以选取诸如写作、表演等灵活的形式探讨微小的话题，我得到启发，并深以为然。
外高加索三国的现当代艺术之广博虽然非任何一展览或其他形式可以概述，但比较性关注和研究是一个很好的起点——横向地跟中国比较也很成立。虽然实施大的项目在当下并不现实，但是以灵活的形式（无论是录像放映、驻留还是工作坊或写作甚至展览）进行小范围的跨国交流（如三两艺术家、研究者）则是很好的“打游击”的方式。未来如何开展，也在于找到何处的“根据地”。
在高加索之行后，我的“地理规划”继续延伸开来，在即将到来的12月，我将赴越南及其他东南亚国家进行研究旅程。这和这次在高加索的“偶然”的所遇所感相关，也当然联系到我之前在北京中间美术馆的工作，尤其是在馆长、艺术史家卢迎华的学术方向的引领下，我深化了对中国20世纪社会主义历史及艺术的兴趣、了解与研究。这些实践经验让我在外高加索的现当代艺术中找到了共享的脉络轨迹，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现当代艺术的复杂纠葛也同样出现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一方面，我希望有契机能继续深入已经开头的研究，并实体化为具体的项目，另一反面，也想趁着独立的工作阶段能够博观约取，开阔眼界。以越南为主的东南亚之旅中，我期待看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如何折射、化约于艺术领域（无论是外在的艺术体制还是具体的艺术风格），在历史的长时段中如何嬗变，并在当代是否依然存在或转型为其他某种方式。远望过去，东南亚的艺术世界，如今似乎既是资本的崭新狩猎场，又是自由艺术集结抱团的乌托邦之地，而我这种想象似乎也和两重意识形态的博弈纠缠在一起，至于几分真实、多少虚妄，唯待日后查验。
黄格勉
在27日的工作坊后，我的策展方案受到了很多同侪的鼓励和支持，更加明晰了下一步可能在什么样的空间内将我的“兰波计划”进行落实化。我的方案中，潜在的好处在于收集材料的多种类和时空转换的特质，以及诗歌主题的隐喻框架的统合能力，以此来探讨有关“他者”的哲学概念和去殖民之间的联结。但与此同时，许多思考仍有待细化和深入探讨，一些策展章节的野心过大，可能在材料的选择上不能支撑这些庞大的提问体系，这对于整个提案的整体性会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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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格勉的展览设想从诗人兰波传奇的一生作为灵感源泉，追寻“别处”和“他者”，将当代艺术、现代艺术和文献等串联起来。
在反思中，我感到提案中有几个重要的节点需要进一步打开。非洲和埃塞俄比亚作为兰波诗歌中重要的对于他者的想象载体，可以经由进一步的深入的地缘研究来提问：究竟什么是19世纪后半期的非洲现实？除了哲学探讨之外，异域主义成形的历史土壤究竟是什么？第三世界国家作为被想象的他者的主动想象，与第一世界国家的他者想象二者之间的相同与不同是什么？而落实到作品层面，历史文献和当代艺术作品的对话关系到在与地历史的联结也是非常重要的。在下一步的实践中，如果在北京独立空间实现，如何能在我的提案中的某些节点尝试实现在地性，例如将谢阁兰的作品加以运用？如果规划前往非洲的旅行，如何能够搜集到有效的材料，甚至利用当地空间形成一个小的展览？
第三单元 – 在地与出走之间的身体剧场
黄文珑
我所关注的“地理”更多是有关地缘文化，以及地方对全球化的吸收、排斥与和解。作为中间美术馆的研究员，我的策展方案是基于对北京中间美术馆现有展览的一次再思考。展览主要呈现了Yvonne Rainer（1936—）和文慧（1960—）两位编舞者的个展，平行叙述了两种舞蹈剧场的实践记录。
演讲中，我首先阐述了本地和欧美两个舞蹈文化语境的差异性。在舞蹈语境里被普遍接受的舞蹈分类（现代舞，当代舞）并不能完全适用于中国语境。当在使用这些术语时，一方面我们会忽略无法放置在这一体系中的舞蹈形式，比如中国的古典舞、样板戏等。其中的古典舞是中国戏曲身法融入西方芭蕾的下半身动作。另一方面，这些术语也在中国文化语境中会产生特有的含义，比如在官方舞蹈比赛里，当代舞蹈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军旅舞蹈加现代舞技术。这些错位与中国的视觉艺术领域有平行也有差异的地方。
以编舞家文慧作为个案进行分析，文慧通过舞蹈和剧场媒介，表现在地的、社会的身体。她通常与参与者共同完成创作，作品也基于每个个体的社会属性。从文慧的作品名称《生育报告》、《和民工跳舞》、《听三奶奶讲过去的事情》便可窥一二。把“舞蹈”作为展览的内容，虽在展览空间里无法还原舞蹈的场域，但可以策略性地呈现历史语境的复杂性。文慧接受了文革时期的舞蹈启蒙，80年代在北京舞蹈学院学习编导，毕业后进入东方歌舞团编制。在1980—90年代全球和在地两股矛盾力量的拉扯下，她于1994年在北京成立了生活舞蹈工作室，也成为了她创作的转折点。在长达25年的创作生涯里，她全然拒绝体制，也拒绝集体主义式的舞蹈训练和编舞方式。正因如此，如能在展览中呈现1994年前她的编舞样貌，以及当时的宏观事件，将会有助于观者理解文慧在创作上的转变和选择，也因此反映出1980—90年代的社会历史政治语境的一些面向。
我的下一步计划会继续关注在这次展览中认识的青年编导和舞者。在中国，像生活舞蹈工作室这样的独立团体是小众的，也没有所谓的当代舞蹈圈子。我想以研究的形式去观察青年编舞者和表演者对于“当代”舞蹈的认识、实践和困惑，也希望以此挖掘到我们自身文化中的原理性。与此同时，我也想把中国舞蹈的现当代发展和视觉艺术做一个比较研究。
康喆明(Cosmin Costinas)和希查·卡里迪(Hicham Khalidi)点评
讲座回顾
10月26日下午，康喆明(Cosmin Costinas)、希查·卡里迪(Hicham Khalidi)和于渺就“地域、流动和策展地理”为年轻策展人和观众带来了一场讲座。
希查·卡里迪(Hicham Khalidi)
希查·卡里迪(Hicham Khalidi)以他策划的两个双年展为出发点，一个是将在2022年举行的印度昌迪加尔双年展，另一个是在第13届沙迦双年展框架下的展览项目 “人类潜力无法预测的表达”，并把两个案例与今天这次研讨会“策展地理”这个主题进行关联。地理本身这个概念如何成为一种策展实现的条件，当我们提出策展地理的时候，他到底意味的是一个概念，还是一个具体方法。同时他想要提出一种新的策展模型，这个策展模型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可以跟今天当下的现实产生更紧迫的关联，包括我们怎么样把所谓的多重性现代性不断迭代，怎么发现新的地区和自含多重性的历史，怎么把艺术或者艺术史从传统的视角中解脱出来，并且能够提出一种叠加的多态视角去考虑即将到达的未来。
康喆明(Cosmin Costinas)
康喆明(Cosmin Costinas)通过讲述他近年策展谱系中的两个重要群展，阐释在去中心化的亚洲地理想像中如何突破以国家为唯一核心基点的艺术史叙事。第一个展览“一兽、一神、一线”以亚太地区的土著社区和前殖民时代的视觉知识入手，深入探讨视觉表达背后隐藏的一系列经济和道德问题。第二个展览是他和Inti Guerrero联合策划的展览“世界一家·抽象诗意”，以罗伯特·马瑟韦尔、布鲁斯·瑙曼、大竹富江以及陈壮这四位观念艺术家的工作来反思观念实践与东亚的艺术传统之间的复杂关系。
关于讨论·年轻策展人的启发与回应
何伊宁
两位策展人来自较为不同的学术背景，两人的讲座也印证了知识结构对于策展兴趣和实践的不同之处。希查·卡里迪有关对昌迪加尔双年展的构思将这座城市的特殊地理位置，历史及社会现实的复杂性，以及建筑和艺术历史结合起来，让听众从不同的维度去思考艺术与地理的迁移和流动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是如何影响策展人、机构和艺术家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实践的。康喆明围绕制图学、地方考古和亚太流动的讲座更为生动的将艺术家作品置于策展逻辑之下，对于我思考创作者身份流动、艺术运动语境与展览之间的关系有不少的帮助。
黄格勉
在听取了两位嘉宾的讲座之后，我感受到地缘话题在当今双年展和学术策展的体系当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对于地缘问题的策划中，对于策展和在地政治经济关系的质问是不可避免的，尤其重要的是将原本简单的分类复杂化，提出质问，这在Cosmin Costinas策划的《一兽，一神，一线》展览中做得非常好。这同时涉及到策展材料所需要的丰富程度，材料的丰富化同时也左右着展览气质本身的多层面视角。
杨天歌
因为曾在Cosmin作为机构负责人的香港Para Site艺术中心参与十余天的策展人交流活动，所以相对比较熟悉他的策展工作。挺受启发的在于他虽然来自东欧，但是能够以敏锐的视角抓住世界版图的边缘地带（即相对于欧美系统的边缘）的在地性核心问题。无论是他在香港做的展览（如以转折性的2003年为题的展览项目）还是在非洲、东南亚的考察或研究，似乎都能在较短时间内切中痛点，进而把痛点转化为热点。从未和他直接交流过，不过好奇他是如何开展自己的当地观察，如何请教当地专家，如何找到落脚点制作展览，并如何平衡展览生产的速率和研究的深入度的关系。在工作历程中，大家都希望能够既有广博的面貌，又有扎实的深耕，不知他如何做两方面的平衡。
Hicham貌似是另一种模式，其工作的落地形态不同于艺术世界常见的艺术展览。很期待他在印度的即将上马的展览项目，虽然仍然不是传统的展览形式。在演讲中，他介绍了自己的工作和曾经的项目，但是不那么“艺术”，很多也谈不上是“展览”，更像是活动的组织，针对的是小区域社群的介入或唤醒。我好奇于这在当地的实际效用，也好奇即便真的有点效用，又能否作为一种生产模式移植到他地（尤其移植于非荷兰的没有国家艺术赞助的艺术世界），如何将这种善意的出发点呈现开来？
陈柏麒
康喆明给我提供了许多工作方法上的启发：关于研究兴趣的延续性和发散性的分配，关于学术梳理与艺术表达的中和，关于机构预算和呈现的权衡，甚至是关于需不需要出差以当面与艺术家交谈这样的细微工作问题。我最受动容的是他对于展览作品事无巨细的了解，这需要长期饱满的工作热情和好奇心。时隔两周后，Hicham留给我最深刻印象的是他对于思辨和策略性工作的鼓舞。他们两个人既策动双年展，也推动小型活动。我想我们不知不觉讨论了太多关于钱的事情，太多“大”事，这种惯性思维需要被重新重视和警惕。面对他们，许多问题与其说是疑问，不如说是对早已明确的答案的进一步验证。至少对我来说，通过了解每个人的工作，我更加迫切地需要更多的自我流动，更多地随着地理的转换而转变思考模式。
黄文珑
这次工作坊让我重新思考”地理流动“作为策展概念的的诸多可能性，“地理”也作为一个批判的切入口，涉及历史、政治、生态等多重议题。以前我会更多关注西方艺术圈的动态。在这次工作坊里，我看到了昌迪加尔、贝鲁特、达卡的双年展个案。他们比西方双年展具有更大的活力和发散性。策展人也会有意识地将地区身份和社会问题融入到他们的策展实践中，并对现有地理认知提出质疑，开放地组织“策展”实践，这些对我都很有启发。如果什么都可以是策展，比如出版、表演、午餐会，那么“策展”和出版、表演、午餐会的区别是什么？也许这是赋权给策展人的方式，让展览更开放的一种解读。另一方面，我也觉得是否要避免“什么都可以”的虚无主义。
吴建儒
希查·卡里迪的讲座分享了很多如何开放策展的结构，以及把常规双年展的一次性呈现变成一个两年的长期项目展示都让我收获良多。
王子云
两位嘉宾的演讲收获很大，第一场“从贝鲁特到昌迪加尔：两个双年展的实践”，一开始希查·卡里迪就认为策展地理是谓，策展可以根据地点、语境、民族、特定的时间，所展开的行动。同时他也结合自身的世间分享了相关案例，比如在食物与自然，食物实验室的策展项目中，呈现新的展示模式，生态系统的模式而不只是美学模式，重新探讨展示的观看和接受的问题。关于柯布西耶与印度城市昌迪加尔的现代化，城市的改造与新印度；以及对比昌迪加尔和卡萨布兰卡所在国与现代化进程的关系。这个是之前从来没有涉及到的部分，希查提供的观察和研究很精彩。
沙迦双年展之前了解不多，它在南亚不同城市和地区展开。作为展览的背景探讨有关于水作为环境、政治、精神场所的讨论，以及艺术外部的讨论，也有在其他城市分别展开。包括1，双年展的本体；2，在巴基斯坦的实施的项目；3，更关注文本、文学和艺术写作的部分；4伊斯坦布尔，土耳其双年展策展人所策划的部分；5，在贝鲁特的部分，一方面关注睡眠，另一方面从来自全球不同地域的青年，关注他们不确定和岌岌可危的处境和状态。
结合此次策展地理的讲题，最后希查总结在贝鲁特与昌迪加尔之间，两个双年展的实践。首先，伦敦到卡萨布兰卡不同城市之间，青年们如何在流动的地理状态之中改变自身。昌迪加尔因为其特殊的地缘、农业资源的优渥、生态危机、城市的阔张与新资本的关系，以及柯布西耶式的国际现代主义城市遗产与印度当代性的冲突。其次，第二个考察的系统是欧洲的移民系统数百年间是怎么演变的，在城市的边缘地带，各种背景的移民者在此交汇。最后也指出，系统性的危机普遍存在，即当代性与正在进行的自由化的进程也带来一种去当代性与去自由化的呼喊。
第二场康喆明的讲座，“亚太流动、航线与抽象诗”围绕两个Para Site的项目展开，回应策展地理这一主题。“一兽、一神、一线”，从孟加拉的所在的位置和地点出发，探讨作为一个地图上的位置和名称所象征着人们投射在此的地缘想象。地图也包含人们从不同文化背景出发对地理的构建，从此出发不同人对世界焦点的想象和张力。孟加拉一直处于航道的连接点上，从此处转接通向不同的大陆，它并不是处于地图的边缘而是中枢的位置。
在展览的语境中如何用复杂的策略来针对这一地理现实，而不是罗列一些东南亚、南亚的艺术家，而是试图去扭转一些地域的偏见。这个展览一方面从制图学，来考察地图的绘制与地理呈现的关系，通过作品的案例可以看出地图绘制从来都不是一个单纯的科学描绘，而是与争夺、控制、地区占有有关的权利话语的体现。展览也包含人和观点的流动以及如何构建地区的历史，隐藏的地区考古的历史和一千年时间的文化流动怎么构建了我们对这一地区的理解。如何生存以及抵抗欧洲的殖民主义，对政治和宗教信仰体系的讨论，如何与极端性的政治讨论搅合在一起等等。从这展览可以了解到，作为地理出发的策展工作，如何嵌入到非中心叙述的地域中，以及如何构建南亚和东南亚自身的传统和历史，并将其当代化，在其中一直都有一个西方若隐若现的西方身影，作为解放者、压迫者或者他者。
第二个项目也与地理和呈现的问题有关。一个显而易见的观点是，冷战对世界和艺术世界风格语言的分割，资本主义世界中的抽象主义语言对资本主义价值的呼应。但是这种分割也不是绝对的，比如罗伯特·马塞维尔，他既是CAA所支持的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同时也是有着左翼倾向的艺术家，支持对西班牙弗朗哥政权的反抗，同时他也是一位知识分子，他把水墨引入到绘画里边，对中国特别是日本艺术的引用，而非一种简单的东方主义视角。很有意思的一点是这些老大师如何用一种地域性的语言来融入自己的创作生涯。这个展览一方面探讨艺术语言挪用的发生，另一方面也试图突破冷战意识形态的分割。如何从层层的已有论述中逃离出来。
以上对两场讲座的回顾和整理，既包含通过讲座所学习到内容也有启发。两位讲者的策展实践都呈现出一种在亚洲或者说西方中心叙事之外，进行有价值的策展实践的无限可能。
通过他们的讲述感觉与这一区域有关的策展地理的出发点，无疑包含着更为复杂的问题和混乱的历史地层，而混乱就是行动的开始。
参观
2019年10月25日和26日，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和于渺为两位国际策展人安排了丰富的参访交流环节。他们陆续走访、参观了泰康空间、掩体空间、外交公寓12号、激发研究所、长征计划、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歌德学院、魔金石、博尔励画廊、CLC画廊等中国艺术机构，深入现场与机构进行交流，了解他们正在发生的鲜活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