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0日下午，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新艺见”举办了2016年北京站第一场讲座《从丹托到瓦萨里：当代艺术的文化之根》，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人文学院副院长李军从“西方艺术史之父”乔治•瓦萨里以及艺术终结论的提出者美国艺术评论家阿瑟•丹托谈起，挖掘丰富的历史素材，对当下艺术史研究及博物馆体制提出可资借鉴的方法论。
李军教授首先提出当代艺术非常依赖于理论阐释，最典型的代表是哲学家丹托的理论。丹托指出，同样是现成品，为什么杜尚的小便池和安迪·沃霍尔的布里洛盒子就是艺术品，原因是艺术知识和艺术理论组成的艺术世界将现成品“变容”为艺术品。丹托为此找到了一些宗教理论依托，譬如圣餐仪式中面饼与酒被视为耶稣的肉和血，以及耶稣变容（Transfiguration）。
但是李军教授跳脱对理论的直接依附，列举出宗教画中关于圣餐仪式和变容的典型图案，用非常具体的图像分析方法，指出丹托理论中所忽略的问题：这些宗教样式是非常注重观者的体验和感受，并非像丹托所说的只是通过理论来说服观者，说服旁观者的眼睛也很重要。
李军教授采用倒叙的手法，继续回溯历史，谈到最早的博物馆卢浮宫之前，瑞士人麦歇尔在1784年提出，要根据“年代顺序或大师传承”以及“画派”对绘画进行分类，把“同一位大师的作品放在同一个展室”，旨在形成一部“可见的艺术史”（une histoire de l’art visible）。这一理论奠定了卢浮宫的陈列方式。
李军同样用非常严谨的图像分析方法，分析了于贝尔·罗贝尔的《卢浮宫大画廊》这幅画，生动的呈现了一部绘画史如何在空间中展示，以及于贝尔如何将自己定位在这部艺术史中的位置，由此揭示了艺术史如何被书写及发展。
继续往前回看历史，文艺复兴时期的瓦萨里当之无愧的被称为“艺术史之父”，正是其奠定了历史、艺术、空间三位一体的现代艺术体制。无论是他撰写的《大艺术家传》，还是他设计的乌菲齐美术馆等艺术空间，都是按照一条逻辑线索，即古代艺术家和近现代艺术家分列两侧，而前方是当代艺术家——在当代艺术家中，米开朗基罗又是居于最中间最重要的位置。在瓦萨里看来，米开朗基罗就是象征着艺术的终结。但事实上是，米开朗基罗之后，艺术和艺术史并没有终结。这就呼应了丹托的艺术终结论，即艺术史终结之后，历史还在延续。当代艺术家此时的位置，就像于贝尔·罗贝尔在描绘那幅卢浮宫大画廊时，站在大画廊的一端，两边是绘画史，视线一直延续到画面尽头的虚无缥缈处，而远处那个虚无缥缈的空白处才是当代艺术家未来的位置所在。
李军教授最后指出的是，历史是以相似的面貌呈螺旋状发展。当代艺术家有时将自己的创作视为反艺术史或者是反博物馆。但其实，李军教授指出，当代艺术仍然是要被纳入这样一部不断发生发展的艺术史叙述中的，当代艺术家不同于以往的创作样式，就是在延续这部艺术史的书写，以及在被填入博物馆的展示空间中。
李军教授今天用大量直观的图像分析方法，带领我们经历了一次以视觉思维的方式进行历史梳理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