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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3年，法国巴黎，在下令摧毁圣德尼修道院中法国历代国王陵墓的同一天，宣布开放卢浮宫博物馆；在破坏了民众对宗教的依赖之后，博物馆试图提供新的崇拜物。蔡元培先生曾提出著名的“以美育代宗教”口号。但在李军教授看来，这并不是纯粹的新世界代替旧世界，博物馆与教堂、艺术与宗教之间有着更为复杂深远的历史渊源，现代博物馆体制和现代艺术史叙事绝非凭空诞生，而有其深厚的历史根基。当代艺术的文化之根亦扎根于此。李军教授曾在欧洲进行广泛的研究和考察，采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历经十年著成近作《可视的艺术史——从教堂到博物馆》。本次讲座李军教授将从“西方艺术史之父”乔治•瓦萨里以及艺术终结论的提出者美国艺术评论家阿瑟•丹托谈起，带我们进行一场精彩的当代艺术的寻根之旅，一段从中世纪穿越当代的旅程，一个个似曾相识、既旧又新的故事，内蕴无数惊奇。

2016年北京的“新艺见”讲座系列将着重挖掘历史的价值，以历史的眼光来审视今天，当代艺术才有反省和前行的动力。而李军教授深厚的历史研究无疑能为我们今天迫切需要认真思索的艺术史研究以及美术馆机制等一系列问题带来非常有价值的借鉴。

主讲人简介

李军，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人文学院副院长，198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之后分别在巴黎国际艺术城、法国国家遗产学院、巴黎第一大学、哈佛大学本部和哈佛大学佛罗伦萨文艺复兴研究中心，从事文化遗产和跨文化、跨媒介艺术史研究。2014年任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客座教授。主要专著有《希腊艺术与希腊精神》 《穿越理论与历史——李军自选集》；译著有《宗教艺术论》 《拉斐尔的异象灵见》；主编“眼睛与心灵：艺术史新视野译丛”（北京大学出版社）。

对话李军

问：讲座的题目叫“从丹托到瓦萨里”，从一个当代哲学家到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史之父”，这中间是什么样的逻辑？

李军：丹托最著名的观点就是“艺术的终结”，这个并不能理解为字面上的意思，这里的终结有其自认为很严谨的逻辑的。两个一模一样的物品其中一个之所以成为艺术品，丹托给出的答案是“艺术理论”和“艺术史知识”。丹托的理论遭到了很多的指责，而我想在讲座中分析的是他犯下的错误并不是在人们指责他的地方。贝尔廷提出“艺术史的终结”，艺术和艺术史都终结了，那么博物馆不也终结了吗？但在历史上，终结论并不是新说法，就好像对于世界末日的时间一样，一直都有新的时间点出现，所以我就要回到“艺术史之父”瓦萨里的工作中，他建立了艺术、叙事和空间三位一体的“艺术世界”，很多后人的工作都继承了他的基因。而当代艺术如何认识、定位、书写及展示自身，也需要追溯历史从而看清现在的问题。这个论证工作是需要非常多历史案例和图像分析的，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结论。

问：近作《可视的艺术史：从教堂到博物馆》是您十年研究工作的集大成，这本书当时的构思起源是什么？

李军：书的主要思路和灵感，萌芽于2002-2004年在法国期间。当时我受中央美术学院派遣，在法国外交部的资助下，先在法国国家遗产学院学习文化遗产，后又在巴黎一大从事专题研究。那时的我经常出入两个场所——博物馆与教堂，它们都是庄严肃穆的地方，都定期举办重要的仪式活动，都陈列大量的艺术品，进口处都摆放着五颜六色的宣传品。那么作为现代性文化体制的现代博物馆，与教堂或神庙所代表的传统文化体制之间，真的存在历史联系吗？这本书的内容正如我长期的研究兴趣，在东西、古今间来回腾挪跳跃，但依然保持充分的连续性。

问：在您做了大量的历史研究后，如何看待国内的博物馆美术馆体制以及艺术史研究现状呢？

李军：我在书中用大量案例分析了博物馆是一部“可视的艺术史”，也就是说它拥有书写艺术史的能力，那么很容易反观到，国内的博物馆美术馆是否具备这样的能力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里面有历史发展的客观原因，有体制原因，也有我们的意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