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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巨川一开始就说自己是不做建筑的建筑师，但被别人称为艺术家。谈到地理学和建筑学的区别，李巨川认为地理学是描述性的，但同样可以成为实践性的，成为一种主动的行动，在西方1968年之后，社会发生了文化转向，从历史向空间的转向，尤其关于社会空间及文化的研究。

从地理学家段义孚的“恋地情结”概念，李巨川说起个人的地理学经验，认为主动性实践也常常会借助或架构在这个经验之上，如记忆，情感，身体经验等。李巨川以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举例，他更多想提及的是这部电影背后的原著小说——王朔的《动物凶猛》，其中涉及到的关于个人地理的文本片段。小说中描述的是后文革时期，新的时代尚未到来，主人公在北京空荡荡的大街上游逛的场景，在小说结尾，叙述马小军从东城一路骑车追踪米兰，伴随的是一连串城市路线描写，这恰恰是一条典型的北京“政治路径”，对马小军而言，却是一条欲望的路线，个人路线与主流的意识形态路线相互交织，勾勒出混杂着公共经验个人城市地图。接下来，李巨川继续以“东湖计划”中任杰的录像作品举例，同样讲述的是个人化的地理记忆。在另一个教育项目中，他的学生根据南京流动摊贩的生存和交易路径，勾画地图并编辑了《完全摊贩手册》。李巨川还谈到自己的一个项目：在武汉漫游6小时，无目的打车，任由出租司机决定路线和到达位置。

从列菲伏尔的“空间生产”到大为哈维“空间修复”，从“城市的权利”谈到城市中“弱者的战术”，李巨川通过网络图片和以往的项目分析了“城市弱者”如何依托地形，重构地形，以及建造的临时场所或建筑。包括当下的“亚文化“如何利身体和运动，如跑酷去进行城市空间的重塑。在提到德赛杜“日常生活实践“中的战略战术时，李巨川认为这是退却和保守的”弱者技术“。李巨川自己的作品《在武汉画一条30分钟的线》中，也同样涉及这种个人地理学：用身体代替几何学，把时间引入，一种个人游戏性质的地图改写。李巨川同时也对这样的“弱者的战术“保持着警惕，他继续拿“东湖计划”中的项目举例，青年文化曾经对城市构成的挑战，最后往往也被城市吸纳。而那些来自底层的“生存技术“，也通常被建筑师或城市文化所精英化，成为某种补充的或小资化的装饰。

如何超越日常生活实践，超越个人地理学？李巨川认为现代主义以来，知识分子化的角色给建筑师一个认为可以通过自身工作来改变社会的幻觉，但这不妨碍用建筑师的知识和技术来进行社会改造。最后李巨川讲述了广州建筑师石岗的关于东湖国际机场评估会的项目，以及子杰最新的东湖龙王庙项目，这也是腹地计划中的武汉项目，这个临时的空间建构切合了当地的某些传说和需求，而且已经开始有人烧香，事件已经成为事实，子杰在东湖建立了一个新的聚集地点和社会场所。

李巨川，建筑师和艺术家。1990年代起，以行为、录像、照片和场地装置等方式进行建筑实践，同时进行相关的写作、演讲、教学、展览与编辑出版工作。他的早期创作主要围绕身体的主题，尝试以一种个人与身体的直接实施，替代制度化了的传统建筑学实践。近十年，他的兴趣更多地集中于城市空间及空间政治问题，致力于探讨个人抵抗由各种政治与经济权力所主导的空间生产的可能，以及建筑师的空间知识用于更广泛的实践领域的可能。2010年起，与武汉艺术家共同发起了“每个人的东湖”艺术计划，由此将自己的工作延伸到更为直接的社会实践领域。

腹地系列讲座：

腹地项目中讲座作为重要的理论研讨和对话部分，时代美术馆和项目组织者将邀请于相关学者和艺术家加入，来推动我们的工作和实践，讲座针对腹地项目中所涉及的问题及相关语境背景，邀请相关行业的专家和实践者进行主题讲座，今天的当代艺术生产比起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注重与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相互借用和渗透，知识系统和身体实践成为了当代艺术的两条基本工作路径，在腹地项目中同样涉及了社会学，地理学和建筑学等的相关观念，相关的专题讲座也是拓展当代艺术视野和实践测试的反馈方式，并希望由此能够形成长期的具有建设性意义的多学科交流平台和渠道。